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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理论学习材料2014年第11期

时间:2014-06-16 作者:admin 浏览数: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群英荟萃,群贤毕至,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了。有机会同大家见面,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两院院士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两院院士和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外籍院士和国际科学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长期以来,广大院士胸怀报国为民的理想追求,发扬不懈创新的科学精神,秉持淡泊名利的品德风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看了不少两院的咨询报告和院士们的建议,从报告的字里行间,从建议的思考研究中,都能体会到院士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此,我向各位院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面对厄运和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奋起抗争,前仆后继,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拿我国来说,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

然而,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全面独立的科研体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今天,“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回响,“科学的春天”依然在祖国的天空上播洒阳光,科教兴国战略依然给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着强大驱动。

“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当代科技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个过程。

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前几天,我看了一份材料,说“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而且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3D打印、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制造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军用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国家纷纷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看到这里,我就在想,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还很多,我们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给自主创新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从这个经验看,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我们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有持续创新形成的系列成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备良好条件。因此,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决断,不然就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2013年3月,我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讲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

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问题看到了,就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快马加鞭改变这个局面。不能说了很多年,最后老是没有根本改变。当然,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当前,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在传统国际发展赛场上,规则别人都制定好了,我们可以加入,但必须按照已经设定的规则来赛,没有更多主动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如果我们没有一招鲜、几招鲜,没有参与或主导新赛场建设的能力,那我们就缺少了机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也总是留给有思路、有志向、有韧劲的人们的。我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

李四光说过:“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起有待创造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要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我国现实需求、发展需求出发,有选择、有重点地参加国际大科学装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设和利用。要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科技竞争就像短道速滑,我们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后要看谁速度更快、谁的速度更能持续。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骏马一跃,也不会达到十步;劣马跑十天,也能跑得很远;雕刻东西,如果刻了一下就放下,朽木也不会刻断;如果不停刻下去,金属和石头都可以雕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勇于超越、找准方向、扭住不放,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扭住“硬骨头”攻坚克难,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对重大任务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要着力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问题。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努力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避免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着力完善科技创新基础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要着力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把基础前沿、关键共性、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实施好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加快在国际科学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要着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

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话,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一个智力资源大国,我国13亿多人大脑中蕴藏的智慧资源是最可宝贵的。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要坚持竞争激励和崇尚合作相结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要广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服务。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未来总是属于年青人的。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大院士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希望广大院士肩负起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责任,甘为人梯,言传身教,慧眼识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广大青年科技人才要树立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能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长期以来,我国院士制度在推动科技界出思想、出谋略、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院士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有时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有的地方和部门让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有的人把有多少院士当作出政绩的一个标志。如此等等,都背离了我国院士制度的本义,必须加以纠正。广大院士对这些现象也有意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

根据广大院士和各方面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主要就是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两院院士在我国科技界拥有最高学术荣誉,在全社会具有高度关注度,一言一行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尚都有极大的影响。希望广大院士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既赢得崇高学术声望,又展示高尚人格风范。

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受到人民爱戴的科学家,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影响的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两院院士发挥作用。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关怀院士、工作上支持院士、生活上关心院士,当好“后勤部长”。有关部门要加强相关政策保障,让包括院士在内的各类优秀人才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更好建功立业。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是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两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希望同志们锐意进取、锐意创新,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于:新华网 2014年6月9日)


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

——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世界工程科技界和中国工程科技界的一件盛事。我很高兴有机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科技专家学者见面,也很愿意聆听大家对工程科技发展、人类社会未来的高见。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温故而知新。回顾人类文明历史,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创造未来。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历史证明,工程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

古往今来,人类创造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工程科技成果。古代工程科技创造的许多成果至今仍存在着,见证着人类文明编年史。如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古罗马斗兽场、印第安人太阳神庙、柬埔寨吴哥窟、印度泰姬陵等古代建筑奇迹,如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重大技术创造和万里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都是当时人类文明形成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都对世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意义。

近代以来,工程科技更直接地把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同技术革命密不可分。18世纪,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导致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使人类进入了机械化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电机和化工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原子能、航空航天时代,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生活水平,缩小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引发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中工程科技创新驱动功不可没。“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科技成就,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高速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农业科技、人口健康、资源环境、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领域工程科技发展,大幅度提高了13亿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时至今日,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无不打上了工程科技的印记。从铁路横贯、大桥飞架、堤坝高筑、汽车奔驰、飞机穿梭、飞船遨游、巨舰破浪、通信畅通,到成千上万的各种机械、自动化生产线、电视、电话,再到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空调、吸尘器等家用电器,工程科技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空前便利。

进入本世纪以来,工程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愈益突出。我在浙江省工作了5年,亲历了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修建。这一工程不仅促进了当地从交通末梢到交通枢纽的飞跃,更通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聚和扩散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促进了苏浙沪经济圈发展。可以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口膨胀、贫困、疾病流行、经济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实现梦想、应对挑战、创造未来,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面向未来,世界现代化人口将快速增长,如果大家依照现存资源消耗模式生活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拥有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开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一切,对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出了新的使命。

一项工程科技创新,可以催生一个产业,可以影响乃至改变世界。袁隆平院士的团队发明了杂交水稻,促进中国粮食亩产提升到800公斤以上,不仅为中国解决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推广到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等众多国家,使那些地方的水稻产量提高15%-20%,为人类保障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新发现、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工程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远远超出预测,人类创新潜能也远远超出想象。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工程科技突破,都可能为世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产业变革和社会变革。

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生物学相关技术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因技术、蛋白质工程、空间利用、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发展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拓展生产和发展空间,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质量。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能源技术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问题提供主要途径。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是工程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工程科技人员要切实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紧相连。

现在,各国都在深入思考今后的发展前景。中国已经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努力破解发展难题,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为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我们将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我们将高度关注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将承担负责任大国的使命,通过建设一个和平发展、蓬勃发展的中国,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工程科技的灵魂在于开放,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提高工程科技发展国际化水平已成为各国推动工程科技创新的普遍共识和重要手段,共享工程科技成果是推动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工程科技合作,相互借鉴,相互启发,推动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工程科技人才交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伽利略计划等一大批反映当代工程科技前沿的重大科技工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程科技进步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前不久,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访问,同博科娃女士谈到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在推动国与国、人与人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工程科技国际合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是国际工程科技界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在促进工程技术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各国工程科技进步。中国工程院同各国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工程科技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座各国代表和各位院士专家学者,是国际工程科技界的领军人才,是工程科技传播的使者、人才交流的纽带,你们为中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发展。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深化工程科技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创造未来。我们将加强政府间工程科技战略合作,以更开放的胸怀支持工程科技国际交流合作。我们将加强半官方及民间工程科技合作,促进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学术组织、企业、城市、科学家个人的交流。我们将加强重大科技工程合作,继续参加或牵头开展对未来发展、人类健康、应对气候变化等更有利的国际大科技合作工程。我们将加强工程科技信息交流,同世界各国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建立大型工程科技数据库、网络系统和虚拟研究中心等,促进实现信息共享、技术共享、资源共享。我们将加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把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聚集一流学者的重要平台,联合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工程科技是人类实现梦想的翅膀,承载着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让明天充满希望、让未来更加辉煌。希望中外工程科技专家学者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来源于:新华网 2014年6月3日)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贾比尔首相殿下,

阿盟秘书长阿拉比先生,各位代表团团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萨拉姆-阿莱孔!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同阿拉伯朋友欢聚一堂,共商中阿合作论坛建设和中阿关系发展大计,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与会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同阿拉伯朋友见面,总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种亲近感缘于我们对待彼此的热情和真诚,也是缘于中阿两个民族的长期交往。

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我们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我们的祖先在大漠戈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在汪洋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是我们熟悉的中阿交流友好使者。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阿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

我们不会忘记,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向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承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40多年前,13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朋友一道,投票赞成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我们不会忘记,近万名中国医生奔走在阿拉伯国家田野乡间,救死扶伤;而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最慷慨的援助来自阿拉伯兄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未来10年,对中阿双方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我们为此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着力点之一就是以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互利共赢。中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调整,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变革。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中阿双方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创造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和偏见。我们应该一道努力,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尊重道路选择。“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我们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从各自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合作共赢。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2013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商品1400亿美元,只占今后每年2万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的7%,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22亿美元,只占今后每年1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差距也是潜力,更是机遇。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对接起来,为阿拉伯国家扩大就业、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倡导对话和平。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希望有关各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和谈障碍,尽快打破和谈僵局。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合理诉求,支持尽快落实日内瓦公报,开启包容性政治过渡,实现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中国高度关注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为缓解人道灾难,将向在约旦、黎巴嫩等国的叙利亚难民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反对任何改变中东政治版图的企图。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我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中阿人民,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登高望远,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方向和目标,构建“1+2+3”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中方将鼓励中国企业自阿方进口更多非石油产品,优化贸易结构,争取中阿贸易额从去年的2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0亿美元。中方将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阿拉伯国家能源、石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争取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去年的1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亿美元以上。“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双方可以探讨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研究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

脚踏实地,就是要争取早期收获。阿拉伯谚语说:“被行动证明的语言是最有力的语言。”只要中阿双方有共识、有基础的项目,如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等,都应该加快协商和推进,争取成熟一项实现一项。“一带一路”建设越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就越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该依托并增进中阿传统友谊。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我在这里宣布,中阿双方决定把2014年和2015年定为中阿友好年,并在这一框架内举办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我们也愿意同阿方扩大互办艺术节等文化交流活动规模,鼓励更多青年学生赴对方国家留学或交流,加强旅游、航空、新闻出版等领域合作。今后3年,我们将为阿拉伯国家再培训6000名各类人才,同阿方分享发展、减贫等方面经验,交流中方的先进适用技术。未来10年,我们将组织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访交流,推动并支持200家中阿文化机构开展对口合作,邀请并支持500名阿拉伯文化艺术人才来华研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成立中阿合作论坛,是我们着眼中阿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抉择。经过10年发展,论坛已经成为丰富中阿关系战略内涵、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有效抓手。共建“一带一路”是论坛发展的新机遇新起点。抓住这个机遇,才能确保现在的发展不停步,将来的发展可持续。站在这个新起点上,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激发更为持久的发展动力。一言以蔽之,论坛建设要走在实处,当好支点。

——我们要依托论坛支点,加强政策沟通。我们应该彼此坦诚相待,不惧怕分歧、不回避问题,就各自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充分交流,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战略对接,为中阿合作提供政策助力。

——我们要依托论坛支点,深化务实合作。中阿发展禀赋互补性强,我们要充分用好资源共享的潜力和取长补短的空间,用最明白的语言对话,用最贴心的方式合作。集体合作不追求轰动一时,而更看重打基础、谋长远的举措。

——我们要依托论坛支点,不断开拓创新。论坛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双方要运用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创建新机制,努力破解务实合作遇到的各种难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打破现实瓶颈、释放合作潜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又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让我们携起手来,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为中国梦和阿拉伯振兴而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奋斗!

舒克拉!谢谢!

(来源于:新华网 2014年6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表关于香港的白皮书,是中央对港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回顾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历程,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从此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走上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保持香港社会经济政治大局稳定,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定不移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发展新形势,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要看到,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要看到,“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并存,共同发展。要看到,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必须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只有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才能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维多利亚港潮起潮退,太平山顶日出日落,紫荆花开春华秋实。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稳步前进,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必将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来源于:《人民日报》2014年6月11日第1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观察:以刚柔相济之策突破利益藩篱

 

尽管利益暗礁无处不在,触动利益也许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改革勇气不应裹足,改革行动不能止步,只要因地制宜、遭时为法、随事而制,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矩阵中找到出路

有人说,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利益政治的时代”。与改革之初不同,如果说那时改革阻力主要是思想束缚和观念禁锢,那么今天,还多了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些改革举措之所以决而难行、久推不转,主要是因为利益关系的羁绊、利益固化的阻碍。

那么,我们就只能屈从于既有的利益格局,在利益固化面前偃旗息鼓,坐看改革机会付诸东流?显然不是。虽然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越来越难,但是利益的阻碍也远非铁板一块,办法总比困难多。前不久,笔者在广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调查,改革先行者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调整的阵痛,也努力在利益丛林中披荆斩棘、寻找出路。从广东的探索中,至少能总结出三种突破利益固化的路径模式

第一种是“敢做减法”,概而言之,就是坚决打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广州市率先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将大多数审批事项从前置改为后置。本为简化登记手续、激发市场活力,但执行过程却阻力重重。原因很简单:前置审批才是货真价实的权力,后置审批只是监管责任,剥夺权力、明确责任,不就是要动一些人的奶酪吗?

一些部门先是不愿意改革,后来则表示“改可以,但是本部门要放在前置审批”。关键时刻,广州市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动真碰硬的力度,坚决把该改的改到位,使广州成为第一个实现“先照后证”的省会城市。可见,对于那些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看准了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面对不合理的利益诉求,敢于义无反顾地予以破除,这就是改革勇气。

第二种是“善用增量”。改革固然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是改革同样会创造利益增量,如何利用利益增量减少改革阻力,有着巨大的作为空间。中山市率先建立社会征信与金融服务一体化系统,打造广东首个综合型“网上信贷大厅”,需要整合工商、质检、地税等30个政府部门的政务信息。突破部门隔离、连通信息孤岛,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随着社会征信系统的大数据效用逐渐显现,不同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企业征信信息一旦与银行贷款这个“撒手锏”相关联,本部门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就有了更有力的抓手,无论是征税还是环卫检查,企业都不敢再敷衍。虽然不再“信息独享”,但是各部门的权威性大大增强、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改革阻力因之骤减。这启发我们,善用改革带来的利益增量,就能够形成“补偿效应”,进而降低利益阻碍的烈度。

第三种是“优化分配”,如果利益总量不变,优化分配有助于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催生出产业转移的战略抉择。然而,发达城市的企业如果短时间成规模外迁,势必带来GDP回落,更令人忧心的是,如果笼子腾出来了,鸟却没飞来,又该怎么办?产业转移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正是产业转移在一些地方遭遇的现实处境。

破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走出你得我失的零和困局,既能让落后地区获得红利,又能让发达城市降低风险。在此思路下,“飞地”模式应运而生:企业设在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为当地解决就业、拉动生产,但是产值、税收仍然算到输出产业的城市账上,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由此可见,一些改革举措看似零和博弈,其中仍然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调节分配方式,就能让利益调整“一子落而全盘活”。

上述探索在全国的改革浪潮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所体现的改革思路则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尽管利益暗礁无处不在,触动利益也许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改革勇气不应裹足,改革行动不能止步,只要因地制宜、遭时为法、随事而制,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矩阵中找到出路。(李拯)

(来源于:人民日报 2014年6月13日 05 版)

 


瞭望:聚焦聚神聚力抓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并对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和司法体制这三项当前的重大改革议题作出了部署。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切实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敢于担当、积极有为地推进改革攻坚。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须从具体问题抓起。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解决问题的,人的实践活动也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循环往复的问题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存在于实践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需要破解各种各样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看不到问题,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改革之策,才是最大的问题。只有投身到火热的改革实践中去,才能发现真问题、化解新难题,才能真切地听到时代的声音。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知行合一。不付诸行动,不狠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只是一纸空文。改革攻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习总书记指出,凡是议定的事要分头落实,不折不扣抓出成效。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总书记指出,起跑决定后程。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对改革的任务和重点,要逐项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进度。对已经推出的改革举措,要加强跟踪了解,及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对新启动的改革举措或改革试点,要加大组织和协调工作力度,确保取得成效。这次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时,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各地区各部门要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革攻坚。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改革的具体指导,明确改革政策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关系。各牵头单位要加大年度工作要点的推进落实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要抓紧对领导小组工作要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对账盘点,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出台一个。

“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果决勇毅,用行动说话,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者最可贵的政治品格。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实际行动,为“实干兴邦”作出了最好的表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这是邓小平同志给全党的警语箴言;“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党的行动宣言。全面深化改革,行动要快,指向要准,落点要实,需要各地各部门动真格、做实功,该启动的必须立即启动,改革不能等也没法等。尤其是当前经济发展稳中有忧,面对下行压力,面对风险和挑战,更要下好改革先手棋,甩开膀子真抓实干,落实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各项改革举措,从而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克服当前困难,谋求长远发展。

抓落实,必须“聚焦、聚神、聚力”,习总书记开宗明义的这一要求,是真抓实干、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的又一动员令。聚焦,就是要对准具体问题,突出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当务之急是抓紧落实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司法体制等基础性改革,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聚神,就是要以义无反顾的勇气、夺隘闯关的胆识、勇毅笃行的担当,快马加鞭、一鼓作气、奋发有为地把中央改革部署化为具体方案、变成具体措施,善作善成、有条不紊地一项一项落实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聚力,就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各方共识,增强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当前,要扎实贯彻习总书记的要求,改革的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要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做到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中央部门要着力抓统筹,抓方案,抓落实,加强指导,加强督促检查,各试点地区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上下互动,直面矛盾、勇往直前。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部署和领导下,统筹协调、合力推进。

国外有句谚语:“十个空口说家抵不上一个实干者。”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者而是真抓实干家。我们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要求,“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落实,全面推进改革的深化。如果只会纸上谈兵、虚谈废务,甚至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指手画脚,导致改革措施落空、变味,岂一个“误”字了得?当前,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在落实改革行动上仍然存在着半心半意、等待观望、空喊空转等消极现象,中央着眼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一些改革举措,在某些地方之所以落实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究其实,就是“不推不动”的消极怠工在作怪。无论“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为官不为,还是“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敷衍了事,无论松松垮垮、大而化之的工作状态,还是推诿扯皮、拖延应付等庸政懒政行为,无论是打小算盘、动小心思,还是遇到矛盾畏难而退绕道走,都将贻误改革良机,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有负人民期待,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敌。对此,除了要加强督查、严肃问责,“堵哓舌者之利口,壮实干家之声色”,还要拿出更大决心冲破思想障碍、突破利益藩篱。

一些部门和地方“不推不动”,固然有工作作风等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改革要动自己的奶酪,触动既得利益。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动真碰硬,为推进改革大业清障。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何况决定中国命运关键一招的改革大业?习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落实改革的关键时刻,勇于担当,把改革措施抓实、抓实、再抓实。面对改革深水区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行动来,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全力推进改革之舟乘风破浪,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彼岸。(作者:慎海雄)

(来源于:新华网 2014年6月15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的统一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这一深刻论述,对于我们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要求的高度认识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的统一,是先进政党的自觉倡导和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结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传承性,是追求先进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对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历史是公平的。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运用自己正确的思想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近代历史提出的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要求,它就会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力量。这里重要的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愿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国家出路而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奋斗,是以爱国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和证明:开始,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与忠君思想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虎门销烟,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斗争,但终因其历史局限而以失败告终,林则徐本人也被革职、流放。继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与民主主义要求相结合的爱国主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有了明确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这时,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直接参照了西方的经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通过多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外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对内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应该说,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如果说“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而功勋卓著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只存在了三个月时间,政权就落到了封建顽固势力手里。这种时不予我的深刻原因,是帝国主义在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之后,决不容许中国独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要把中国长期保持在一种落后的状态,以便于它们掠夺中国的权益。这就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屡遭帝国主义绞杀的原因所在。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目的,绝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帮助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积80年奋斗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获得这样一个共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时代和中国的社会条件变了,救国救民必须有新的价值取向。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把爱国主义的社会理想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才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开辟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历史的结论。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所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昭示的一个真理,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理想的新的取向,不仅是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变化带来的,而且也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内在力量。毛泽东曾描述过先进的中国人寻找革命真理的历程。他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正是在科学理论和社会价值目标内在统一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把它作为新的世界观加以运用。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的传播工作并不局限在对这一理论的介绍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努力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在这时就提出要把“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要求,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表述。正是李大钊的这一工作,能够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同样,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而注入了全新的因素,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企求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时则转变为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钊倡导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并把争取民主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而且在科学领域,也由原来传播的自然科学之外,初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这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这不能不是中国思想界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五四运动后95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证明,我们党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使我们在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大地的面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要加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满怀信心地去实现中国梦。

上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运用,是五四精神中“进步”的最重要的体现。五四精神给了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锻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弘扬五四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四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政治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这一时期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已经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起来,而进步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以天下为己任、殚精竭虑的先进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参加革命实践、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正是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一代先进分子所倡导和培育的五四精神,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五四精神所体现的先进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是这一历史必然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要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要求的高度来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广大青年是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力军。青年的思想精神面貌、道德修养和文化科学素质如何,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是励志的过程、修德的过程,也是更好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古人云:“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这里的“小人”是指不为国家兴亡负匹夫之责,孜孜以求个人私利的鼠目寸光之辈,理所当然地为人所不齿。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涵,但其共同的一点就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先国后家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毛泽东送爱子上前线,陈毅在示儿诗中所写的“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都体现了这种优秀的民族传统。今天一切有志的青年,更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的追求,摆脱利己主义的羁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扣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通过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不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坚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使自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

爱国主义既体现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而深厚的情感,也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责任。如果说,我们的前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一个新的中国;那么,新一代青年就有责任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承载“两个100年”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青年一代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人生价值和这个伟大理想连接在一起,“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执笔:梁柱)

(来源于:求是理论网 2014年6月9日)


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性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对民主的实质和形式的基本理解。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采取怎样的制度形式,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忽视这一点,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制度形式视为民主政治的实质,从而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思维框架和话语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性质。因此,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形成能够反映和诠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的政治思维框架和理论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政治框架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形式化民主”的“实质性民主”。

形式化民主”与“实质性民主”

自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逐渐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世界各国人民为民主政治的确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但民主的理想还远未实现,依然在前行途中。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于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价值。但这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资本主义民主是不可超越的典范。如果确认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资本主义民主就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完成形态,而是必然要被民主政治的发展所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服从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逻辑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普遍无权”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法律上他们被赋予了各种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却被政治运作过程边缘化,导致“让少数人主宰一切,多数人被迫沉默”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民”,虽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指向了每一个人,但在普遍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面前,这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和实质上所能维护的只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尽管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在局部上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调整,但这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奴役这一基本性质。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达尔所分析的那样:“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引发了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从而限制了多元民主的潜力”。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使一些公民对政府政策、决定和行动的影响比另一些公民大得多,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掩盖了实际上的金钱政治,形式上的多党“公平竞争”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就使民主的道德基础和公民的政治平等遭到严重破坏。这样的民主显然不可能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只是一种“形式化民主”。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从而能够把民主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基本制度上始终坚持公有制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灭了造成阶级分化、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坚持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依法制约和监督国家公共权力的民主权利,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加强民生建设,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合理限制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防止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摩擦或社会冲突,而且在于不断深化和扩大人民群众的实质性自由与平等,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充分的社会条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一些迷信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往往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制度形式视为民主政治的实质,因而倾向于用是否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来判定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例如,有人看到中国没有搞西方国家的那种议会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选执政,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或者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指数很低。这种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根本差别,以及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这两种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制度形式上的根本差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区别,它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宣称“人民主权”,而是在实质上使人民真正成为主权者。只有这样的民主才真正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它不只是在特殊内容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而应当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的历史形态。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性民主,客观上就必然要确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国家机器始终不渝地成为全体人民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工具。而在现代政治形态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是必须通过政党制加以实现的,这就必然要求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政党,而不是代表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党,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保持领导地位或执政地位。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无疑是涉及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依据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思维框架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前提,因而许多西方学者和少数追随西方政治制度的人,特别迷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选执政的制度,并将其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他们完全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党制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多元存在形态。无论政党竞选多么热闹,其最终结果都必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人民主权”不过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统治的政治幻象。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代表,它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在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它的执政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保障。因此,从政党制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不是一党和多党的区别,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政党和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基本利益的政党的区别。如果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就会变成一纸空谈。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始终不渝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始终不渝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领导的根本原则,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自身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的实质精神。因此,始终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政治优势和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依据,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比拟的。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实质性民主的制度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决定了它在制度形式上必然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从而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宪法确立的。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并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为宗旨,因而在实质上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其次,我们不搞西方式的议会制度,也不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而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强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确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协商民主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当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规则来限制和监督公权力的行使,避免产生和形成用公权谋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调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政治实践中,一方面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腐败行为;另一方面,颁布和实施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格规范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一切表明,党的领导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能够依靠人民群众造就出完善的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体系,并以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形象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实质性民主的道路。坚持走这条道路,必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但一定会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作者:阎孟伟,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于:求是理论网 2014年6月16日)

 


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在西方话语中,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的现象司空见惯。比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成功与社会性质无关,与政党体制无关。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除此之外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绕开“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绝不比取得的成绩少,中国无法避免类似于前苏联突然崩溃的历史宿命。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道路”无法绕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胁,如此等等。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和随意涂抹,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

“变”与“稳”的平衡。“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是活力,不变是定力。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不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回首过去,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也同样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平衡,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这就背离了“变”与“稳”的辩证法。这些学者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资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而对“中国道路”做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与“西”的观照。全球化时代,任何本质上属于民族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的。没有民族性的存在,无所谓世界性;没有世界性,谈何民族性。理解“中国道路”,民族与世界两个维度要互相观照。对待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经验,既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要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在于,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东西,绝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套用”于中国。在经济管理等方面,我们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成熟经验,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从西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视作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耦合之处,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比如,中国的市场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私有经济始终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这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的纪律要求和“香蕉共和国”的国家定位;中国的自由贸易是在不损害经济主权的基础上量力而行的,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此外,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照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而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有悖于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崛起之路,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条是不一致的。总之,“中国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不是为了建设另一种资本主义。

“主流”与“支流”的兼顾。事物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模式,既要看主流,也要看支流;既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不能以主流否定支流,以成绩否定问题,盲目乐观;也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以问题遮蔽成绩,盲目悲观;更不能将主流降低为支流,将支流上升为主流,主次颠倒,混淆是非。今天,“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和追捧,我们更应当自警自省自检,如实估量自己的成绩,如实查摆自己的问题,决不可自我泄气,也决不可自我膨胀。一些西方学者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将支流夸大为主流,大肆鼓吹“中国崩溃论”,这就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评价中国模式,要看“两面”,“要讲两句话”,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也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既要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一点论”,也要反对将成绩与问题等量齐观的“均衡论”。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事物的特性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而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依据历史来修正逻辑。解释“中国道路”,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只能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这是以逻辑裁剪现实的典型表现。“国强必霸”,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500年几无例外。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世界霸主的地位被荷兰取代,17世纪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雄争霸持续了150年,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回报世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结局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终。西方部分学者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将是世界的威胁。然而,“国强必霸”的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能否用来裁剪中国模式的现实,推断中国模式的未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诸先生可能并没有思量。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国强必霸”,这是由私有制、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奉行的价值观决定的。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是解放全人类,当然不会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局部”与“整体”的呼应。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局部与整体相辅相成,局部离不开整体,局部服从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整体统率局部。认识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局部,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把握事物的整体。离开整体只看局部,或者把部分当成整体,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中国道路”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解读“中国道路”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不能采取“选择性遗忘”的解读方式。西方一些学者囿于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国道路,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以局部代替整体,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价值因素等,这就违背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法。这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难道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够脱离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转,能够脱离良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周边环境,能够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吗?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是未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中国道路”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单向的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运动,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根据现在的中国了解过去。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离开先辈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无所有地去生活和创造;先辈们也不可能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特定的历史遗产,不留痕迹地成为历史。理解“中国道路”,不能隔断历史。无论是用历史来否定现实,还是以现实来否定历史,都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奥秘。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背离,看作是历史的断裂,这就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道路”既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作者: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来源于:求是理论网 2014年6月16日)